Source: http://shanghaiist.com/2010/06/10/the_censored_preface_for_lies_my_te.php
The censored preface for
Chinese-language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REVEALED!
The publishers of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aka <<老师的谎言>>, had originally planned on having an author preface to
its Chinese language version. Unfortunately, what James W. Loewen had to say
against sanitizing history didn’t gel well with censors, and his
preface was ultimately cut when the book hit Chinese shelves. We emailed
Professor Loewen for the Chinese preface, and he was kind enough to send it to
us right away.
Too many times, the English media will read an English-version of something
and not understand why it would be a big deal. So I’m publishing the preface, as
it would have showed up in the book, in Chinese. By doing so, I’m hoping those
of our readers that find it easier to read in Chinese would thereby be able to
form their own opinions.
Those who want to read the English language preface can find it on the China Beat.
拙著将在中国出版，我感到很兴奋。首先，在当今世界，中国人口最多，经济充满活力，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作为世界公民，中国人民既需要了解美国历史，也需要知道美国人在学习历史中有哪些错误做法。其次，中国需要《老师的谎言》这样的先例，以激励自己的学者写出一本类似的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书籍。下面就展开谈谈这两个问题。
我与中国人讨论美国史的经验仅局限于一小批社会学研究生。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知道的美国历史，远比美国学生知道的中国历史要多。而且，他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不是我们美国人在大多数高中课程中所学到的那种被净化了的民族主义见解。他们的理解是批评性的，强调我们社会里的阶级体制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有时采取的帝国外交政策。
当然，他们都是来美国学习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或许，中国一般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对美国的了解要少得多——虽然我猜测，他（她）对美国的了解还是要比一般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对中国的了解多。
本书的读者或许会问，告诉外国读者美国曾有过伟大的历史，难道真的就不重要吗？美国的作者们难道不应该说，自己的国家做的都是对的，或者，即便他们做错了，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我会回答：不！美国必须直面它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且应该向别人展现这样的历史。
纳粹德国的例子有助于我说明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难道我们希望今天的德国忽略其历史中的那一部分吗？任由他们去声称那些大屠杀——对600万犹太人和60万罗姆人（即通常所说的吉普赛人──译者注）的蓄意屠杀——从未发生，或者说那些只是战争事件？我们当然希望德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将它们如实地告诉别人。对德国人来说恰当的做法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同样有益的。
我要提醒中国读者，《老师的谎言》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它的副标题“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也不够准确。本书不可能讨论所有的问题。而且，本书强调的只是那些被一般高中历史教科书所忽略或歪曲的问题——那些教科书强调那些可以让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成就。我感到自豪的是，拙著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今天健在的社会学家所写的最畅销的书籍——我自豪，因为我的国家能够容纳这样的尖锐批评。中国能做到吗？
毕竟，不准确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并非美国所独有。我在写作本书时，深切地感到，其它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读过的一本1970年左右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近现代世界史书籍，它集中笔墨于“西方世界”，即欧洲与美洲的世界。它关于美国所说的话大多是对的，尤其是关于我们的内战却写得不错。但是它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38到1940年间的苏德关系以及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却讳莫如深。
或许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应该由他人来写！比如，美国的学者可以写一部很好的苏联历史，俄国人也可能写好我们的历史。但是，要写自己的过去，特别是为学校里的孩子们而写时，作者们就难免带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倾向，难免犯一些错误。
对于近期历史，人们特别容易写得很肤浅。从定义上讲，近期的历史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当年主张结束越战的很多美国人至今还活着。还有一些人过去曾在军队服役，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生涯视为从事了一项被误导的事业。但是作者们不应避开这类有争议的话题。虽然写近期的历史更容易得罪人，但是近期的历史也更容易被写得更好，因为有这么多现存的资料可用，有这么多当事人可以走访。
把近期历史处理得特别糟糕的，不仅是美国的教科书。正如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指出的，一些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于1905至1945年间的历史的描述存在很多的偏见和错误。伊朗的教科书也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国的教科书也有含糊与误导之处，特别是关于20世纪的历史。上海一所中学的高三历史教师说：“越是接近现在的历史，政治味儿越浓。因此，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事情，我们只要求学生知道基本的事实，如，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而不要求学生知道那是为什么。”结果，就像《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的：
"大多数中国高中毕业生相信自己的国家所有的战争都是自卫性的，从未有过侵略或征服的行为。同样，很多中国学生相信，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主要是中国抗战的结果，而主要不是由美国对日本舰队以及对日本在太平洋各岛屿的驻军的重创造成的。同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允许出现很多的自我批评."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与教师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修订教科书是措施之一。然而，让中国的官员发行更符合事实的教科书，不比推动美国私人出版社这样做更容易；实际上，可能更困难一些。2004年，一位资深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指导委员会成员、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说：“开诚布公地讲，在中国，在某些领域，有些话题是异常敏感的；你没法告诉人们关于它们的真相。”2
2006年，一位有名望的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无意中证实了葛剑雄的观点。根据另外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袁伟时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历史教科书“粉饰义和团运动的野蛮性”，呼吁“更全面的”写作。义和团运动乃是100年前的事情。但政府立即进行了惩戒。刊登袁伟时文章的报纸副刊《冰点》被封闭，编辑被解雇。当《冰点》复刊时，刊登了一篇批驳袁伟时的文章。这类事情促使西方人问：在中国，言论是自由的吗？如果中国的教科书发行机构没有写出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那么中国也需要出一本自己的《老师的谎言》，以指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些忽略与歪曲。如果中国的教科书不能诚实对待1979年对越战争，不能正确描述由毛泽东的“大跃进”所导致的人的苦难与社会的无序，以及二战结束后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那么，应该有一位、或者一群独立的学者来做这件事。如果愿意，你们尽可以借用我的这个书名。
这样的解决办法——写出一本独立的，与现有的教科书说法不同，或纠正其错误、扩充其内容的书籍，或许比修订教科书本身更好。比如，设想一下一个年轻的学生，当她遇到关于中国、美国、苏联在二战中打败日本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论述时，她还会相信自己的教科书吗？毕竟，那是“官方的”教科书。或者，她会相信《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吗？这本书有很多的注释，那都是为教科书所缺少的。这时，她就必须思考了。哪种论述似乎更有道理呢？
或许，她的老师应该给一些指导。4
或许，这位学生需要自己去研究。或许，某个社区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以被请来给学生讲一讲。关键在于：现在她必须自己研究历史。其结果要远比单纯地去背改进版的教科书要好得多。一旦她自己去思考问题，她就锻炼了自己批判地阅读的能力。在其毕业之后，这种能力要比她在历史课上所学到的那些具体知识，更让她受益。目前中国办学的理由是什么呢？诚然，是让学生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或许，是让他们找到好工作。但肯定也是让他们成为中国的好公民。
但是，作为中国的好公民，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使中国的未来变成现实”
这项任务要求他们具有最好的思考、最好的研究、最好的判断力。对于一些问题，中国下一步怎么做？比如，腐败问题怎么办？我们这个星球的石油正日益耗竭，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又更需要分一杯羹，这该怎么办？明年如果出现最大社会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中国该怎么办？
要思考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中国公民就必须懂得问题的原因在哪里。这就要求公民能够批判性地阅读，从意见中甄别事实，从证据中得出结论。简言之，这一使命所要求的，正是研究历史所需要的那些技能。
政府始终认为自己最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因此，它们强调教育是一种社会化的手段。具体而言，政府认为历史课应该能够促进学生的效忠。它们错了。
要想明白政府的这一错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区别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美国19世纪伟大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把一个国家的“真正的爱国者”定义为“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人”。相反，民族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为自己的国家辩护。诚然，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有“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公民。诚然，我们需要的都是爱国者，而非民族主义者。
让学生去挑战教科书关于过去所教导的那些教条，是培养这种爱国者的最佳途径。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作《老师的谎言》的原因。我希望中国读者在读它时，不仅仅要找美国出了那些错误，而且要把它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有益地模仿的、批判性地历史写作的例子。
